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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六年七月的香港,雨下得像天漏了。
周文彬站在文华东方酒店套房落地窗前,看着窗外被雨水浇得模糊的维多利亚港。雨水顺着玻璃蜿蜒而下,扭曲了对岸中银大厦的轮廓,那些平日里趾高气扬的玻璃幕墙,此刻在暴雨中瑟缩得像片片淋湿的锡箔纸。
他身后的茶几上,摊着十几份财务报表。
全是英文的,全是红色——亏损的红色,像一滩滩新鲜的血。
“周总,怡和洋行的报价又降了百分之十五。”助手小林推门进来,手里拿着刚收到的传真,“他们想在下个月前,清空所有非核心资产。”
周文彬没回头,只是轻轻“嗯”了一声。
窗外的雨更大了,豆大的雨点砸在玻璃上,发出密集的鼓点声。远处海面上,一艘巨大的货轮正在离港,那是英资的“半岛航运”,船尾的米字旗在风雨中耷拉着,像块湿透的抹布。
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香港回归。
还有不到一年时间。
英国人开始跑了。
三天前,李平安从深圳打来电话。
“文彬,机会来了。”电话那头的声音平静,但周文彬听得出里面压抑的兴奋,“英国人这些年从香港捞了多少,现在连本带利都得吐出来。你放手干,万象银行的钱你随便调动,只有一个要求——”
他顿了顿。
“能收的收,能压的压。但记住,咱们不是强盗,是商人。收购价格要公道,但公道之前,得先让他们知道疼。”
周文彬懂。
疼,才知道该卖什么价。
他翻开手里的名单。这是过去两个月,万象银行情报部门整理的“英资撤离清单”——怡和、太古、汇丰、渣打、置地、九龙仓……都是盘踞香港上百年的老牌英资,现在像受惊的兔子,急着在狼来之前逃回巢穴。
价格?已经跌了三成。
还会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