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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努力（第12页）

为了使文章更易读，下表列出了上文中描述的两类模式在学业投入与社会性投入上的主要特征，以及对出路优势的影响。

表4 两类模式的学业投入与社会性投入特征转变者社会结构的力量诚然令人难以抗拒，但“直觉依赖者”们所遇到的结构性限制并非一成不变的。

高等教育作为一个带有时间性和生成性的过程，不仅仅生产文凭，更是以促进人的改变为己任。

Stevens提出，高等教育的另一重面向是一个如同“育婴室”的文化性/社会性过程。

学生身在其中，接受一番被精心创设的、集中的再社会化过程，其认知图式、文化修养、气质、品位，甚至价值观都可能发生微妙的转换。

这也与布迪厄场域理论的观点并行不悖——习性作为一种可转换的持久倾向系统，会不断地调和自身与场域之间的矛盾，一方面需要维持与旧系统的连贯性，另一方面也可能发展新的倾向以适应新的环境。

在将部分“直觉依赖者”向“目标掌控模式”转变的神奇过程中，高等教育集中地体现了它在促进社会流动上的重要性——原本对职业生涯没有自主意识的学生，通过大学经历逐渐形成了对自身职业道路的预期或规划，从而迅速扩充他们的“文化工具箱”，利用大学的时间和资源为自己的“关底对决”做好准备。

文化移入与意义感的重组来自云南省的农村学生梓桐也曾一度出于“直觉依赖模式”的惯性，最看重学业成绩。

他回想起刚进入南方大学的时候，“还是很在意这个绩点的，刚进来的时候觉得大学的成绩和高中的那个完全不是一回事，就是很优秀的那些人，必须得好好学习，不然学不过他们”，大一上学期小心翼翼，拿下了将近3.6的绩点。

然后渐渐地，通过他对系里同学的观察，他发现那些优秀的学生似乎都不是很看重成绩，于是也亦步亦趋地“开始对绩点失去了执念”，并且对盲目追求绩点的人有了一丝鄙薄。

大二时他一门课拿了“C-”，绩点应声跌落至3.2，成了班里排名后50%的人。

梓桐这样解释他对绩点看法上的转变：“中文系很崇尚那种书读得多、思维活跃的人。

当时我就观察那个班里怎么样，后来我发现我们班最有想法的那些人，就是中上等那些人，这种人绩点都不好，后来我就对绩点失去了执念，发现这个不是正比关系嘛！刻意去追求那个绩点没意义！后来就大一下了，大二的时候看到外面很多名教授来讲座，去蹭讲座，然后就越发感觉这个绩点不是太重要，不要把精力放在这个上，还是多读书，这个才是重要的。

要不然人家讲什么你都听不懂。

”听讲座的经历和与其他同学的接触使得梓桐开始意识到，似乎并不能将绩点等同于“优秀”。

然而那时候的他，更像是处在一个过渡性的十字路口——发现了自己固有的“工具箱”可能存在问题，却也不能完全了解另一套“文化工具箱”的运转原理，于是当他一下子意识到绩点不是最重要的时候，就模仿性地放弃了对成绩的掌控，实际上他那时尚未意识到成绩对他而言或许还有“用”。

处于这种“半觉醒”状态之下的他选择了一条学业投入的“中间道路”，既拒绝刷绩点，又不再对所有课全心投入：“一方面专业课绩点我很在乎，还有什么史记精读，这种课我是很在乎的，选的时候一定要保证认真上，不能刷（绩点）。

另一方面其他的课就那样，混一混。

一些课拿了好成绩也没意义”。

直到梓桐后来经历了长时间的迷茫期之后，开始对自己未来的道路有了细致的反思，树立了明确的目标意识——决定读博并从事学术职业，并且重组了可供他组织行动与生成意义感的“文化工具箱”，他才算基本完成了从“直觉依赖模式”到“目标掌控模式”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