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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余论（第2页）

全书试图论证，“目标掌控模式”和“直觉依赖模式”并非取决于个体的自由选择，而是阶层习性的产物，是不同阶层成员日用而不知的、前反思性的实践特征。

大学的评判标准或职业竞争的游戏规则客观上有利于“目标掌控者”获取职业优势，从而促进了学生出路结果不平等的产生。

在教育不平等实证研究的主流范式中，行动者仅仅被有意无意地假定为通过成本效益计算而追求最大私人利益的理性人。

在分层与地位获得研究中，教育被看作是一种对人力资本的投资行为，毕业后的职业地位或薪水等教育结果则被认为是这种投资所获得的相应回报如。

教育似乎只剩下工具性职能，行动者在教育选择和职业选择过程中的理性被大幅简化了。

如果说视野宏观的分层与地位获得学派忽略行动者主体性尚且无可厚非，那么企图解释个体选择行为的理性选择理论也作类似忽略就堪称遗憾了。

理性选择理论的基本内容是个体行动者在特定条件和情境下会倾向于自身效用最大的策略。

它原本在理论上将结构层面和个体层面的因素并行考虑，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出于方法原因偏向结构层面，这一特征与地位获得研究有同流之处；再者，出于对这个多层次模型的简洁化考虑，理性选择理 论 家 要 么 对 个 体 行 动 目 标 和 价 值 观 完 全 缄 默 不 提 (“thinmodel”)，要么策略性地假定个体行动的驱动力就是由大众普遍追求的、可通约的私人工具性利益(private instrumentalgoods)——例如钱财和权力(“thick model”)。

理性选择理论家对再生产给出的解释是：学生的教育选择或职业选择行为是学生对一系列成本和回报的衡量过程，而同一个选择对不同阶层的学生意味着的成本和回报则是不同的，因而他们理性选择的结果也自然是分化的。

理性选择解释具有显而易见的解释力。

但一个潜在的问题是，人们理性选择的“理性”程度可能是分化的。

Gambetta在一本探讨学生教育选择的书中指出，学生会运用多种理性而不是单一的工具理性来衡量教育选择，而这个衡量过程难免受到特定阶层偏见的扭曲。

另外，关于职业选择的心理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共识是，求职者不仅会对薪水、职位等世俗成功标准之列的外在回报进行考虑，还会对个人兴趣、同事、工作风格等非物质类内在回报进行考虑，而对这些回报的感知和评估标准势必与个体生活其间的社会文化背景相关。

就工具理性可以观测到的外在行为——树立目标与使用策略来说，部分实证研究已经表明了阶层之间存在着的差异：第一代大学生与非一代大学生相比，更有可能发生生涯目标不明确的情况；关于学习投入特征的研究也表明，中产阶级出身的学生比低阶层学生在学习上有更多的策略，当低阶层学生单单靠自己在学习上费劲时，中产阶级学生则倾向于采取多种策略来寻求支持（例如咨询老师和学长），而这些策略恰恰被学校的评估标准所青睐。

其实，工具理性和阶层的关联也从布迪厄的理论中可见一斑。

在最宽泛的意义上，“文化资本”一词正是想表明文化也可以成为一种可以被“用”来获取竞争优势的权力资源。

透过习性这一试图衔接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的新概念，布迪厄似乎想表露工具理性也是受社会结构规制的。

在《继承人——大学生与文化》一书中，布氏辛辣地批判了学校制度是如何隐秘地造成大学生工具理性的失调。

在以教育为名的令人眼花缭乱的辞藻下和教师的配合下，下层阶级的大学生很容易忘记为求职做准备：“做一个大学生最合乎理性的方式就是根据未来职业的要求组织当前全部活动，利用所有合理的手段尽快尽好地达到这一目的。

（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