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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全球视野（第1页）

1. 政治比较的维度

既然是一个比较政治学课程，在第一讲，我想有必要首先谈谈政治比较的维度。

前面在序言中我说到过，比较政治学的本质并不是非要拿一个国家和另一个国家进行比较，而是以一个比较的视野来看待政治，把现实当作“一万种可能性之一”来看待。哪怕你只研究一个国家，也往往是在用一把隐藏的尺子来进行分析判断，而这个尺子本身就是比较分析的结果。

一个显然的问题是：政治比较的尺度是在衡量什么？比较政治学到底在比较什么？这一讲，我想带领大家思考这个问题。我们知道，一艘轮船在大海上航行，需要一个坐标系才能说清楚它的位置，同样，要说清楚一个国家在政治地图上的位置，也需要一个坐标系。

寻找政治比较的尺度

但是，建立一个政治比较的坐标系却很不容易。为什么？因为一个政治坐标系应该衡量什么，这本身就是一个极有争议的政治问题——有人说我们应该比较哪个国家更强大，有人说应该比较谁更自由，有人说应该比较谁更清廉，有人说应该比较谁的治理绩效更好……结果就是众说纷纭，相持不下。

我们知道，当我们说经济发展的时候，什么叫“经济发展”，含义是比较清晰的，最常见的指标就是GDP或者人均GDP，有些人比较重视平等，那就再加上一个基尼指数。总之，指标清晰明了，而且容易量化，你GDP增长2%，我GDP增长8%，谁好谁坏，一目了然。但是，什么叫“政治发展”，却并非如此一目了然，甚至引起了各种理论混战。在这里，我只能谈论我学习比较政治学多年的心得，但未必是比较政治学的共识。事实上，翻遍比较政治学的教科书，也很难找到这种共识。

在展开我的看法之前，我们不妨从“联合国幸福指数”两端的两个国家说起：一个是北欧的丹麦，一个是非洲的布隆迪。显然，丹麦是这个指数中的“优等生”，长期停留在“联合国幸福指数”的前三名；而布隆迪则是其中的差生，一直在这个指数排名的底部徘徊。

丹麦这个北欧国家大家都知道，它经济发达，社会平等，环境优美，不但发展中国家羡慕它，连发达国家也嫉妒它。发达国家的反对党批评执政党时，就会经常说：你看看人家丹麦！比如美国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桑德斯，就经常以丹麦为榜样，批评共和党政府的种种政策。可以说，丹麦就是国际政治界中“别人家的孩子”，是那个让人自惭形秽的存在。

相比之下，布隆迪就是一个存在感特别低的国家了，能在地图上指出它的位置的人都不多。这个国家2017年的人均GDP只有320美元，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50%的儿童会在小学毕业前辍学，更糟的是，这个国家从1962年独立以来，就一直冲突不断，图西族和胡图族一直在打来打去。大家可能都听说过卢旺达1994年的大屠杀，知道这是图西族和胡图族的冲突，导致近100万人丧生。但是就在卢旺达的隔壁，布隆迪，图西族和胡图族其实也一直打得如火如荼，1972年就发生过图西族针对胡图族的屠杀，1993年又发生过胡图族针对图西族的屠杀，2015年又发生一次大规模政治冲突，几十万人逃到周边国家避难。这些冲突放在任何国家都是人间惨剧，只不过因为卢旺达的屠杀更加耸人听闻，布隆迪的冲突反而被“抢了头条”了。

现在，我们来观察这两个国家的政治特点，或许这两个极端的对比能够给我们提供一点线索，去分析好的和不好的政治体系差异在哪儿。虽然由个案很难直接推导规律，但是如果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那些在幸福指数上排名靠前的国家，大多数在政治体系方面靠近丹麦，而那些人民幸福感不强的国家，大多数在政治体系上更靠近布隆迪。只不过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不可能一一地分析说明。

布隆迪到丹麦的距离

丹麦的政治体系具有什么特点？首先，我想很少有人会质疑一点：丹麦是个民主问责的国家。事实上，丹麦从1848年开始，就建立了君主立宪制，后来虽然有过民主倒退，但从1915年至今，除了“二战”期间，丹麦的民主制度几乎没有中断过。在今天的丹麦，可以说政府非常尊重民意——丹麦民众要求政府更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政府就制定了更积极的气候变化政策，承诺2030年减排二氧化碳70%；民众要求增加产假时间，政府就延长了产假时间；民众不满右翼的医疗改革，2019年就把左翼的社会民主党重新选上台，而新上台的左翼政府撤回了一些医疗改革措施。

相比之下，自1962年独立以来，布隆迪绝大多数时候都是处于威权体制之下。只有两个阶段勉强尝试过民主转型，一个是1993年左右，另一个是2004年内战结束以后，但转型都是很快失败，重归威权政体或者陷入战乱。2005年，在布隆迪内战结束的大选中，恩库伦齐扎总统通过选举上台，他的父亲是胡图族，母亲是图西族，所以，很多人把他的上台视为一次政治和解和民主转型的机会，但是，恩总统像很多政治强人一样，不但打压反对派，而且到2015年该下台的时候，一意孤行继续参选，结果是大规模的民众抗议，族群冲突再起，上千人丧生，40万人逃亡。[1]2018年，执政党干脆把这位恩总统命名为“永恒的最高引路人”。[2]

所以，丹麦和布隆迪政治体制的第一个显著区别，是它们的政体性质不同。但是，这两个国家的政治差异仅仅是民主与否吗？我们知道，世界上有不少国家也和丹麦一样，拥有竞争式民主政体，但是其治理绩效却远远不如丹麦。哪怕以布隆迪自身而言，当它1993年试图尝试民主化时，发生的不是丹麦式的治理提升，而是图西族和胡图族之间的血腥内战。当时，一个胡图族政治家通过选举上台，但是，他很快就被图西族的军人暗杀了，愤怒的胡图族发起了一场报复性屠杀，长达10年的内战由此爆发。所以，民主化的契机并没有改变布隆迪的命运。当然，布隆迪在威权时期同样发生过屠杀——1972年左右布隆迪已经发生过一次大规模部族屠杀，只不过那次主要是图西族屠杀胡图族。所以，这个国家的情况似乎是，威权也好，民主也好，什么政体都救不了它，它陷在一个灾难的旋涡里打转，出不来了。

问题出在哪儿？这就将我们带到了丹麦和布隆迪政治体系的第二个重大差异：国家能力。我们发现，在布隆迪这样的国家，无论政府以哪种政体形式存在，它都没有能力控制冲突、发展经济和提供公共服务。什么叫国家能力？在后面的课程里，我们会再回到这个问题，进行更详细的分析，但是在这里，我不妨指出一个最简单的指标：征税能力。简单来说，如果政府没有钱，那它就什么都干不成，教育、水电供应、基础设施建设、养老，包括给儿童打疫苗等。大家不要小瞧这个征税能力，不是所有的政府都有能力征税。比如2000年左右的津巴布韦，政府的征税能力也很差，为什么？因为它60%的经济活动是地下经济，政府根本没有准确地收集经济信息的能力。

有一些“自由放任主义者”相信政府越小越好，但是，如果政府越小越好，那么布隆迪的治理应该比丹麦成功很多，但是事实却是刚好相反。据统计，2017年，丹麦政府的税收占GDP的比例是45.3%，而布隆迪的同一个数据是12.6%——这是它2014年的数据，也是我能找到的最近的数据。[3]也就是说，布隆迪的政府其实比丹麦的政府要小得多，但是，小政府并没有给布隆迪带来秩序和发展。

其实，征税能力低，不仅仅是布隆迪的问题，很多落后国家都有类似的问题，中非共和国，税收占GDP的7%，尼日利亚也是7%，苏丹是5%。相比之下，其他北欧国家则和丹麦类似，瑞典，44%，芬兰，43%，都是穷国弱国望尘莫及的数字。

政治比较的纵轴与横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