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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政治转型（第6页）

不幸的是，自由注定是多元的、喧嚣的、混乱的、充满差异和冲突的，正是基于对自由的这一现实主义理解，美国的开国之父们构建了一种以接纳私利、接纳派系、接纳冲突为前提的民主体系，但对于法国的革命家而言，将各派思想统一到神秘而模糊的“公共意志”中则是当务之急。在革命走向失控之际，罗伯斯庇尔写道：“我们必须拥有单一意志。这个意志只能是共和的意志或是保皇的意志……内部威胁来自资产阶级，要打败资产阶级，我们必须发动人民。一切已经准备就绪，要将人民置于资产阶级的统治之下，要让共和国的捍卫者在断头台上死亡。”[7]于是，革命的恐怖不但可以被接受，而且成为一种道德义务，“没有道德，恐怖统治会毁灭一切；没有恐怖统治，道德便毫无用处。恐怖统治就是正义”。

可见，在法国革命中，“不自由民主”的崛起，与其说完全是某个或者某些政治强人操控权力的结果，不如说它内置于革命者们如何理解政治、如何理解社会，乃至如何理解人性。这种民主模式的构建既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也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就“上”而言，统治者往往需要打压异己者来维护自己的统治，而就“下”而言，民众则往往渴望一种万众一心的“短平快”救世方案。这也是为什么不自由的民主本质上是一种威权—民粹主义，它的一头是威权，另一头则是民粹。

遗憾的是，不自由的民主绝不仅仅是“法国往事”。几百年来，在新兴民主当中，它是一种流行病。无论是第二波民主化中的德国或西班牙，或者第三波民主化中的诸多新兴国家，相似的模式不断浮现：民主在上升，自由却成为其牺牲品。一个运动型的政党在一个魅力型领袖的领导下，通过民意赢得权力，再通过打压自由来赢得更多选票，下次胜利后更加严厉地打压政治自由，由此形成一轮又一轮的恶性循环。民主不但没能约束权力的滥用，反而为滥用权力提供了合法性。

然而，失去自由的民主真的能够得以维系吗？这就像只有一个品牌的电脑市场会出现产品的升级换代吗？即使会出现，恐怕也不如竞争压力之下的产品改良那么有效率。民主的智慧来自演进的可能，而演进需要试错的空间。或许法国革命中的一个细节提供了暗示：1793年宪法——也是最民主的雅各宾宪法——6月份刚出台，10月份就被搁置了，公共安全委员会以情势紧急为由，宣布暂时搁置宪法，但为了表达对宪法的诚意，他们郑重其事地把宪法文本放到了雪松木箱子里以备后用——只是，这部宪法再也没有被拿出来过。

显然，扎卡利亚是对的：民主和自由有交叉之处，但它们并非同一事物。民主是关于如何产生执政者的规则的，而自由则是关于如何限制执政者的规则的。遗憾的是，学习民主可能比学习自由要容易得多，因为前者是一种制度，而后者是一种习俗。制度改写易，移风易俗难，这种不对称或许正是为什么新兴民主常常掉入“不自由民主”的陷阱。在任何国家，当政治制度迅速变革，它都可能与既有的政治习俗脱节，只能停下来等待文化缓慢的变迁。遗憾的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变迁没有捷径，它必须穿过千千万万人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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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伊恩·戴维森，《法国大革命：从启蒙到暴政》，鄢宏福、王瑶译，天地出版社，2019，第351—352页。

[2]Geoffrey Ellis, The Napoleonic Empir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pp.121-122.

[3]Simon Schama, Citizens: A Chronicl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0, p.1286.

[4]伊恩·戴维森，《法国大革命：从启蒙到暴政》，2019，第180页。

[5]伊恩·戴维森，《法国大革命：从启蒙到暴政》，2019，第181页。

[6]Jacob Talmon,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 Democracy, London: Mercury Books, 1961, p.41.

[7]伊恩·戴维森，《法国大革命：从启蒙到暴政》，2019，第199页。

9. 埃及：从“阿拉伯之春”到“阿拉伯之冬”

“阿拉伯之春”，大家应该都知道。2011年初，突尼斯小贩布阿齐齐的死像一根火柴，点燃了一场席卷整个阿拉伯地区的革命，这场革命被称为“阿拉伯之春”。在这场风暴中，阿拉伯地区的威权政府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塌——先是突尼斯的本·阿里政权倒台，然后是埃及的穆巴拉克政权，然后是利比亚的卡扎菲，然后是也门危机、叙利亚危机，等等，连沙特阿拉伯这种常年昏昏欲睡的国家，街头也一度涌现出很多抗议民众。

一开始，无数人感到欢欣鼓舞。毕竟，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席卷了全球，却迟迟没有触及阿拉伯地区，以至比较政治学界存在着一种“阿拉伯地区例外论”——注意，是“阿拉伯地区例外论”，不是“伊斯兰地区例外论”。为什么呢？因为信奉伊斯兰教的地区不仅仅是阿拉伯地区，还有印尼、印度的相当一部分人口、土耳其、南欧部分地区、中亚各国等，而这些国家中有一些也进入了民主化浪潮。“阿拉伯地区例外论”认为，由于阿拉伯地区的石油经济，它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加上对伊斯兰教的保守主义诠释等因素，阿拉伯地区走向民主的可能性不但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低于伊斯兰文明的其他地区。

但是，“阿拉伯之春”猝不及防地出现了，一个个看起来坚不可摧的威权政体居然倒塌了。穆巴拉克在位已经30年，本·阿里在位25年，卡扎菲在位42年，但是，一个小贩之死就唤醒了民众，人们发现，原来这些铁腕强人不过是“纸老虎”，大多不堪一击、在抗议声中丢盔弃甲。所以，一些人认为，原来阿拉伯地区也并不是什么例外，只不过解冻得比较晚而已。

威权倒台≠民主转型

显然，今天回头看，这种看法过于乐观。虽然第三波民主化在所有地区都充满了挑战，但是像阿拉伯地区这样几乎可以说是全军覆没的，却是绝无仅有。为什么说“几乎全军覆没”？我们看一看阿拉伯各国的政治现状即知：在埃及，短暂的民主实验之后很快发生政变，新的军人政体甚至比穆巴拉克时代更加高压；在利比亚，卡扎菲倒台后，出现了多个政府，陷入内战；在也门，陷入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内战，成为伊朗和沙特两个地区性大国的代理战场；在叙利亚，根本没有来得及转型，就陷入一团乱麻的内战……唯一的例外是突尼斯，在最初几年的挣扎之后，它的民主政体终于站稳了脚跟，但它的治理绩效也乏善可陈。所以，纵观整个阿拉伯地区，短短十年，“阿拉伯之春”已经变成了不折不扣的“阿拉伯之冬”。

看来，正如人们对“阿拉伯之春”的出现没有心理准备，它流星般的坠落同样令人错愕。为什么会错愕？或许是因为，在当代世界，人们倾向于直接把威权倒台等同于民主转型，把民众反叛等同于民主革命。这是一个常见的认知陷阱。当我们看到一个专制政府被推翻，我们往往直接假定之后会是民主崛起。但是，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威权政府的倒台更普遍和常见的后果是另一个威权体制的建立，甚至是无政府状态或者战乱的出现，没有什么理由认为专制倒台之后会自然而然地出现民主政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