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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国家建构（第5页）

为什么说“战争缔造国家”？蒂利的这个观点发端于一个“转型之谜”：西欧国家在1500—1800年左右的这几百年时间里，经历了一个政体形态的“巨变”。什么巨变？就是西欧国家普遍从“封建体制”走向了“中央集权体制”。大家都知道，中国历史上有一个类似的“政体转型”，即所谓“周秦之变”：封建制的西周，经过春秋战国的蜕变，慢慢转变为中央集权的秦朝。只不过，在中国，这件事情发生在2000多年前，而欧洲的“周秦之变”要晚一两千年，且转型的深度比中国要小得多。可以说，西欧1500—1800年左右的政体形态变化，是一个迟到的、弱版本的“周秦之变”。

从封建体制到中央集权体制，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形象地说，就是权力从蜂巢结构走向了金字塔结构。

在封建体制下，所谓“领主的领主不是领主”，意味着整个王国的结构是一个一个蜂巢，国王能命令贵族，但是不能直接统治老百姓。但是，在中央集权体制下，间接统治变成了直接统治——国王打破了贵族这个中间层，直接向国民征兵、征税，当然也直接提供公共服务。蜂巢结构的壁垒被消解了，整个国家融合为一个整体的金字塔。

当然，国王和国民之间也有一些中间的官僚，但是官僚是国王任命的，是国王的代理人，不像贵族，贵族成为贵族，是因为他爸爸是贵族，不需要每次都由国王任命。所以权力的来源是不同的，听话程度当然也不同。换个更形象的说法，封建体制下贵族是权力的股东，而中央集权体制下官僚是权力的经理人。显然，政治结构的中央集权化意味着国家能力的增强。

其实，要理解欧洲的这场巨变不难。大家想一想，一般说起欧洲最“厉害”或至少最“知名”的国王，我们通常会想起谁？法国的路易十四、英国的伊丽莎白一世、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俄罗斯的彼得大帝等，对不对？这些人有什么共同点？他们都出现在16—19世纪。16世纪之前的欧洲国王，我们想得起几个来吗？印象比较模糊，是不是？模模糊糊想起“失地王”约翰，被贵族打得满地找牙，不得不签订《大宪章》那个。还有神圣罗马帝国的亨利四世，雪地跪求教皇原谅那个。最多是查理曼大帝，但是他所创造的帝国很快陷入分裂……总之，16世纪之前，我们想不起几个形象特别霸气的欧洲国王来，和16—19世纪这种群星璀璨的国王画卷形成鲜明对比。为什么我们的历史记忆会有这种反差？简单来说，就是封建制下，国王不那么重要，只有在中央集权化的体系中，国王才变成一个傲视群雄的“帝王”形象。

面对这场巨变，蒂利的问题是，或者说，很多学者的困惑是：为什么？为什么在欧洲持续了1000多年的封建体制会走向瓦解，而新的中央集权体制会在“制度竞争”中胜出？蒂利的答案是：战争。

大家可能会说，战争不是古已有之吗？为什么16世纪之后，战争会构建中央集权制的国家？这是因为，尽管战争古已有之，但就欧洲而言，16世纪之后，战争的烈度和频度大大上升。之前，欧洲也有王位继承战争、领土争端战争，但是16世纪之后，宗教改革带来了大规模的宗教战争，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引发了殖民争霸战争。在这些战争中，最著名的莫过于三十年战争——这场席卷整个欧洲的宗教战争直接或间接导致了800万人死亡，放在当时的人口基数中，这是非常可怕的数字。并且，军事技术的进步又加剧了战争的残酷性——以前一支弓箭也就射死一个人，现在大炮则可以一发打死数十人。

所以，战争的密度和烈度在上升，这和国家建构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当战争还比较温和时，封建的政治结构还能支撑战争的展开，但是当战争越来越激烈，只有对国家进行“中央集权改造”才能打赢战争。封建体制下是怎么打仗的？国王征召贵族，贵族征召骑士，骑士拉上农民。这些本质上是“民兵”的组织自备干粮、带着锅碗瓢盆就出发了，打到一半，可能还得先赶回老家去收割庄稼，然后再回来接着打。这还是国王运气好的时候，运气不好的时候，贵族拒绝出征、拒绝出钱，甚至转过身来一巴掌把国王拍个半死。大家知道，这就是英国《大宪章》的来历。所以，封建体制不是一个有效率的战争体制。

战争缔造国家机制之一：常备军建设

于是，战争“倒逼”政体形态变革。

首先，最显然的，是战争推动了常备军的建设。今天我们可能觉得，一个国家有一个军队是天经地义的事，尤其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很难理解一个国家怎么可以没有军队。别说活人的军队，就是死人的军队我们也有，著名的兵马俑不就是这样一个给死人陪葬的“军队”？

但是在很多国家，历史上却并非如此。在西方的封建体制里，军队不是国家的，本质上是贵族的，只不过时不时“借给”国家用而已。国王因为总是缺钱，也养不起一支大规模的职业军队。直到美国建国，在制宪会议中，争吵得最激烈的话题之一，还是要不要建立常备军。在当时很多美国人看来，为什么要建“常备”军？打仗的时候你召集军队我还可以理解，不打仗的时候你养一支军队干吗？是要镇压老百姓吗？所以，在他们以前的政治传统中，国家军队是非常可疑的机构。

可是，当战争越来越激烈，这种怀疑就变得越来越奢侈了，因为临时起来拼凑的军队越来越不管用了。一开始，各国的“制度创新”还不是建立常备军，而是大量使用雇佣军，相当于用市场机制解决兵源问题。比如著名的瑞士长矛兵团，那是真正的国际战士，谁出钱帮谁，今天帮法国打普鲁士，明天帮普鲁士打法国。但是，慢慢地，国王们发现雇佣兵也不够用了，因为战争扩大到一定规模后，不再是几百人几千人参战，而是几万甚至几十万人参战，这时候靠雇佣兵打仗就越来越不现实了。为什么？因为这个钱烧不起。而且，雇佣兵“人尽可夫”，缺乏政治忠诚，也会影响战斗力——大家想想，如果一个士兵打仗的时候觉得自己是在保家卫国，他可能会很愿意抛头颅洒热血，“死不旋踵”，但是如果他打仗的时候满脑子想的是，“对面那个国家会不会出价更高”，他就很容易心猿意马，对不对？

所以，到18世纪末，雇佣军慢慢就被淘汰了。更稳定、更庞大、更忠心耿耿的常备军登场了。蒂利的书中有统计，1500年，法国的武装士兵只有18,000人，但是到了1850年，变成43万人；英国同一阶段则是从25,000人变成20万人；俄罗斯的士兵则从1600年的35,000人变成85万人。常备军的出场，可以说是中央集权化最重要的一步。此前，国王和贵族的力量在很大意义上是对称的，此后，这种对称性就不复存在了。

战争缔造国家机制之二：中央财税机制

战争增强国家能力的第二个机制，是促进现代“财政国家”的建立。

在封建体制下，老百姓当然也要交各种苛捐杂税，但是，通常而言，他们主要不是交给国王、政府，而是交给领主、教会。当然，贵族也要向国王交税，但是贵族的税基和全民的税基，覆盖面不可同日而语。更重要的是，贵族的谈判能力和普通民众完全不同。贵族有武装、有骑士、有民兵，而国家没有常备军。而且，贵族数量相对少，所以组织成本低，他们联合起来对抗国王的难度远远低于农民组织起来对抗国王。

所以，在封建体系下，国王向贵族收税容易吗？当然不容易，基本上是看贵族的心情——心情好，就多交点；心情不好，就不交了。国王如果不服，还经常被吊打。你们看英国王室早期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国王被贵族、教会轮番吊打的血泪史。中世纪的时候，英国王室还经常以巡回法庭的方式到全国各地去断案，收点断案费，也算是创收项目了。

但是，16世纪后，随着战争的加剧，这种“化缘”式的财政模式越来越难以为继。这一点不难理解，无论是转型早期的雇佣军，还是后来的常备军，没有钱，怎么养？像普鲁士的常备军，1640年只有2000人，但是到1786年增加到20万人，没有扩大的、稳定的财源，怎么维持这样一个庞大的军队？

还有装备升级。古代打仗常常是近身肉搏战，所以贵族购置几匹马、一身盔甲、举着刀枪就能冲锋陷阵了。近代战争则需要使用大炮、各种火器火药，甚至需要战舰，这种装备常常只有靠“举国之力”才能供应，像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就是当时的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砸锅卖铁砸出来的成果。除此之外，还有军事训练。以前打仗主要靠贵族临时征召，出则为兵、入则为农，现在战争越来越激烈，就必须专门花个几年培训职业士兵才可能打赢，什么西班牙大方阵、什么瑞典线性阵线，都要经过严格的培训才可能奏效，而长时间、大规模的军事训练也要钱。

所以，战争逼迫所有参战国家建立扩大的、稳定的财政系统。专职的税收部门逐渐建立起来，取代那种诉诸中间人的包税制；主要针对土地贵族的税制逐渐扩展成针对全民征税；稳定的年度税收逐渐取代了一事一议式的特种税。因为税收总是不够用，各个国家同时也通过其他方式“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比如英国，靠政府信用之下的金融创新缓解了战争费用问题。法国的王室则通过大量贩卖官职缓解财政压力，据说到法国大革命之前，已经卖出了7万多个官职，国王秘书都有好几百个。西班牙，靠美洲白银成为近代早期的欧洲霸主。俄罗斯，靠加剧对农奴的压榨解决财政问题……总之，在这个过程中，那些能够在解决国家财政问题上找到最持续方案的国家，成为最终的战争胜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