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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政治文化（第11页）

然而，这个判断经不起仔细推敲。观察过去25年左右的国际关系会发现，各个文明圈内部，都是离心力而不是向心力在增强。

西方曾经作为一个整体走出冷战，但是今天，英国退欧，象征着欧盟的松动。难民危机，造成东西欧之间的巨大裂痕。俄罗斯，作为亨廷顿笔下的“摇摆文明”，与西方渐行渐远。甚至西方内部最重要的同盟，美国和欧盟之间，在特朗普在任期间，在无数问题上也出现了裂痕：伊朗核协议问题、巴黎协定问题、北约军费问题、贸易关系问题等，连加拿大和美国，都打起了贸易战。要知道，特朗普翻脸不认人起来，可是不分东西南北的，他是在360度无死角地制造敌人。特朗普下台后，美欧关系稍有缓和，但是，特朗普插曲也让世人意识到美欧关系的脆弱性。

伊斯兰文明圈内部就更不用说了，过去1/4个世纪，穆斯林各国完全没有走向团结的迹象。大家可能知道，伊朗和沙特，分别代表着什叶派和逊尼派，在也门、叙利亚、伊拉克、阿富汗等数国展开代理战争。塔利班、基地组织和ISIS这些极端组织的出现，撕裂了整个伊斯兰世界。库尔德人分别与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开战。近年来，土耳其和埃及因为各种原因闹翻。2020年阿联酋等国与以色列的建交，则成为伊斯兰世界分裂的又一个标志。

儒家文明圈呢？似乎也没有拧成一股绳。在2019年皮尤的民调中，[1]全球对中国的正面印象比例最低的，居然是日本——只有14%的日本人对中国印象正面，而85%选择了负面。其他邻国也好不到哪里去，韩国选择正面印象的为34%，印度为23%，印尼为36%……事实上，亚太地区对中国印象正面的比例，平均而言，比非洲、拉美甚至欧洲更低。可见，相似的历史、文化、传统，未必是同盟的保证。事实可能相反，距离有时候反而更产生美。

所以，以历史上是否属于同一个文化传统或宗教背景，作为“文明冲突”的阵营划分标准，目前来看，非常可疑。为什么？因为在当代世界，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越来越被其政治制度或者经济水平塑造，而不仅仅是被历史所塑造；共同的种族、语言和历史文化并不能保证你们分享共同的政治文化。

新加坡的主体是华人，和中国一样也算是广义上的儒家传统国家，但是中国和新加坡民众政治观念呈现出显著的差异。同样，土耳其和阿富汗同属穆斯林国家，但是因为经济水平和政治制度的差异，其政治观念也截然不同。我在上次课讲到，2013年皮尤中心的一个调查显示，阿富汗有78%的穆斯林认为退教者应该被处死，土耳其的同一数字是多少呢？2%。可谓天壤之别。最鲜明的对比，恐怕还是朝鲜和韩国，历史上，这两个国家的文化传统应该非常接近，但是今天，它们的政治文化相似吗？可以说是南辕北辙。一个动辄抗议，总统不下台决不罢休；另一个则安静得多。可见，就塑造政治文化而言，政治的力量、经济的力量有可能比传统文明的力量更强大。亨廷顿仅仅因为某些国家在历史上属于同一个传统，就把这些国家在当代也划入同一个文明圈，这一点看上去越来越可疑。

国家间冲突：未必是文明的冲突

在第一个层面，历史上的文明圈内部，各国未必团结起来。那么，文明的冲突会不会在第二个层面，也就是以国家为单位的层面上展开呢？比如，最近受到热议的中美矛盾，会不会就是“文明的冲突”？

显然，在很多重大问题上，中美之间的确存在着重大价值差异。比如，港台问题、新疆西藏问题，不同的价值排序带来无穷的政治摩擦。我们中国相信“领土主权神圣不可侵犯”，所以中国的内部事务，不容他国说三道四，更不容他国插手干预。但是对于美国来说，“二战”后它就以“世界警察”的身份自居，国界线在它眼里如若无物，根本不是它传播自身价值的障碍物。

又比如，前面讲经济全球化的时候，我说到过，中美贸易战背后，相当程度上是经济发展模式的差异，而经济发展模式的差异背后，又有价值观的冲突。纪录片《美国工厂》，其实就深刻地反映着这种价值冲突。在中国工厂，加班加点被视为“吃苦耐劳”的美德，而在美国工厂，则被视为侵犯劳工权利，这种观念的差异，可以说体现在两国关系的方方面面。

但是，在这里，我觉得有必要强调一点：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未必就是“文明的冲突”，只有当冲突是因为“价值差异”而发生时，我们才说这是“文明的冲突”。这一点大家能理解吗？不同的文明之间完全可能因为利益、因为权力而打架，这时候，我们就不能说这种冲突是“文明的冲突”。比如巴以冲突，我们能说这主要是“文明的冲突”吗？虽然它的确发生在不同的文明之间，但是更主要的是生存空间的斗争，和价值排序没有太大关系。

从这个角度来看，很难说中美目前的矛盾在多大程度上是“文明的冲突”，在多大程度上是利益的冲突、权力的冲突。比如华为和TikTok的争端，这里面“文明的冲突”成分可能很少。简单而言，就是两大强国在科技前沿、科技市场份额上的利益竞争。老实说，华为当年努力学习IBM的管理模式、TikTok体现的娱乐主义，这里面借鉴的，恰恰是当代西方文化的精神。如果不是因为利益竞争，美国应该为西方文明的传播而高兴才对。

各国内部：“文明冲突”的主要战场

现在，我已经简要分析了两个层面，“文明的冲突”并没有在“历史文明圈”的层面上发生，国家层面上的冲突又未必是“文明”的冲突，也可能是利益的冲突、权力的冲突。那么，在何种意义上，“文明的冲突”最真实而激烈地存在？在各个国家的内部。

这是我要分析的第三个层面。在我看来，在当今世界，“文明的冲突”主要是以“文化内战”的形式在各国内部展开。无论是在美国、欧洲，还是中东、拉美，或是东南亚，哪怕是我们中国的互联网上，我们都能看到，政治观念的极化和冲突成为一个全球性趋势。换句话说，“文明的冲突”未必以国家决战的形式出现，更未必以国家联盟决战的形式出现，而越来越以“文化巷战”的方式发生在我们的眼前。

这场斗争的性质是什么？简单来说，就是传统和现代之争。当然，也有很多其他方式表述这个斗争：全球主义对民族主义，进步对保守，自由主义对社群主义，理性主义对经验主义，等等。大家可能还记得，我讲到经济全球化的时候，曾经讲到过一个词，叫作“达沃斯人”，指那些具有精英色彩的全球主义者。各国的“文化内战”，本质上就是“达沃斯精神”和“本土特色”的斗争。如果说从传统到现代，这个连续谱是从0到100分布，有些国家是站在10的人和站在70的人打，有些是站在40的人和站在100的人打，有些是站在30的人和站在80的人打，等等。重要的不是某个群体的绝对位置，而是“本土派”和“达沃斯派”的相对距离。

在这里，我想特别强调一点，不要简单地把现代和传统之争看作正义和邪恶之争，并不是说，现代的就一定比传统的要好，或者全球的就一定比本土的要好。现代主义走到极端，可能成为狂热的乌托邦主义；传统价值走到极端，也可能成就压迫性的等级制度。历史上，无论是极端的保守主义还是极端的进步主义，都曾带来巨大灾难。避免妖魔化任何一方，是我们今天讨论的前提。

显然，过去几百年，传统价值和现代价值的斗争，在世界各国一直存在，但是，或许是因为全球化加速，或许是因为社交媒体的兴起，这一斗争近年到达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动员以及势均力敌的状态。比如英国退欧，支持者接近52%，反对者差不多48%；埃尔多安在土耳其修宪，支持者51%，反对者49%；埃及2012年大选，穆尔西支持率52%，他的对手支持率48%；委内瑞拉2007年公投，支持者49%，反对者51%；等等等等。这种势均力敌又不断升温的政治角逐，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频繁上演。

观察近年各国的政治，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农村包围城市”。比如，埃尔多安赢得了无数土耳其人的热爱，但是在伊斯坦布尔2019年的市长选举中，反对党两次都获胜。奥尔班是很多匈牙利人心目中的民族英雄，但是，在首都布达佩斯的市长选举中，奥尔班支持的候选人败下阵来。在俄罗斯，普京的地位相当稳固，但是莫斯科却时不时爆发抗议示威。这种都市在乡镇当中“万绿丛中一点红”的现象，正是各国“文化内战”的表现。

不妨来看两个小例子。一个是土耳其前些年的“头巾战”。大家可能知道，从凯末尔时代以来，土耳其就一直是一个强力推行“政治世俗主义”的国家。1982年，土耳其军政府出台了一个“头巾禁令”：所有在公共部门工作的女性，不得在工作场所戴头巾。1997年，政府又将此禁令扩大到大学。在政治世俗派看来，既然宪法规定土耳其是个世俗国家，那么公职人员不戴头巾，正是土耳其“政教分离”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