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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政治文化（第6页）

在所有关于人类邪恶的历史事件中，最受研究者关注的，恐怕是德国纳粹对600万犹太人的屠杀。这不仅仅是因为这件事本身的恐怖程度，而且是因为这件事发生在启蒙运动发生了两百年之后，发生在诞生了康德、黑格尔、贝多芬等伟大人物的德国。我们无法理解，为什么在现代文明的腹地，人会突然变成野兽？某种意义上，过去70多年，人类从未真正从对这一邪恶的震惊中恢复过来。

我们一遍遍地从心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角度去解释这种荒诞的邪恶，解释普通人为什么会参与其中，但是解释完之后我们又总是感到不满足，又不断去寻找新的答案，似乎如果我们真的完成了对它的解释，这种理解本身也构成对受害者的背叛。

在不断浮现的各种理论中，有一个理论抓住了很多人的心，更确切地说，是一个概念——平庸之恶。大家可能知道，这是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发明的概念，用来形容一个叫作艾希曼的纳粹党人。事实上，她写了一本书，书名就叫“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或许，分析艾希曼这个人，能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人会作恶”这个问题，帮助我们探测当下的自我和那个潜在的邪恶自我之间的距离。

谁是艾希曼？这是德国纳粹党中的一个中层官员，虽然职务不算很高，但是位置很关键——他负责整个帝国的“犹太事务”，相当于“党卫军犹太事务办公室主任”。第三帝国早期的犹太政策是强制驱逐，而不是屠杀，那时候艾希曼主要负责组织犹太人的驱逐和财产没收，后来帝国政策转为所谓的“最后方案”，也就是集中营毒气室杀戮方案，他就负责将欧洲各地的犹太人登记、集中、运送到集中营去。

作为一个反犹的枢纽型人物，艾希曼可以说罪大恶极，理应作为战犯被审判。但是，“二战”之后，他神秘消失了。直到15年后，也就是1960年，以色列的情报组织摩萨德在阿根廷的一个小镇找到了他。于是，摩萨德绑架了艾希曼，把他押送到耶路撒冷，之后，以色列展开了对他的审判。在这场全球瞩目的审判（图4-4）中，阿伦特作为《纽约客》杂志的特约撰稿人参加了庭审，并记录了她的观感。这就是那本书的由来。

图4-4　1961年，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受审

（图片来源：USHMM Photo Archives）

为什么阿伦特用“平庸之恶”来形容艾希曼？因为她通过观察发现，艾希曼似乎并不是什么天性残忍、头脑扭曲的变态狂魔，而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路人甲，用阿伦特的原话来说，艾希曼身上充满了“奇怪的空白”（bizzarr vacuousness）。精神医生对他的分析报告也显示，这个人并没有什么心理或精神疾病，对工作、对家庭，甚至颇有责任心。

在其逃亡过的一个小镇里，人们记忆中的艾希曼是一个爱拉小提琴、喜欢给儿童巧克力，还时不时帮助邻居维修各种器械的“暖男大叔”。他的罪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执行上级命令、做了本职工作而已”。在他的叙述里，他既不是这场屠杀的编剧，也不是它的导演，更不是它的制片人，他只是其中一个可以随时被替代的“演员”而已。

在阿伦特看来，这就是“平庸之恶”。这种恶不需要创造性、戏剧性、思想性或任何所谓“恶之花”的美感，只需要一点盲目而已。在阿伦特对艾希曼的解读里，一个最关键的词汇，就是“不假思索”（thoughtlessness）。在她看来，无法反思性地看待自己的所作所为，是艾希曼罪恶的核心要素。在艾希曼的眼中，他只是坐在办公室里，传达一些信息，执行一些命令，怎么就成了杀人犯了？他反复强调：“我从来没有杀过一个犹太人，事实上，我没有杀过任何人。”

然而，这个似乎只是“传达了一些信息、执行了一些命令”的人，却是一个漫长迫害链条中的重要一环。在这个链条中，就每一个具体的环节而言，他们都没有杀人。角色A，只是负责登记犹太人的信息；角色B，只是依法没收了犹太人的财产；角色C，只是负责把犹太人送上火车；角色D，只是集中营的保安……甚至，角色Z，可能什么也没有干，只是在这一切发生的时候，把头转了过去。但是，如果这些艾希曼们能够跳出自己的身份碎片、跳出“此时此刻”，从一个更高、更大的图景去看待自己的所作所为，他们会发现，是的，“我”，作为一个个体，的确没有杀人，但是“我们”，作为一个集体，却杀了无数人。

很大程度上，这正是邪恶政治的秘密。它把邪恶切成一小份一小份，小到每一份邪恶的实施者完全感受不到邪恶的分量，他们只是恪尽职守，把面前这一块画板画好，但是，当所有的画板都画好，汇聚成一个巨大的拼图时，一个极其恐怖的画面却出现了。这也是为什么艾希曼觉得特别冤。

事实上，在我看过的所有纳粹历史记录中，几乎所有的纳粹分子都觉得自己很冤，在他们看来，我只是一万分之一，做了0.001%的恶，你们却把我当作100%的恶棍来审判，这也太不公平了。殊不知，他可能对每一个受害者的死只需要负0.001%的责任，但是他要对几百万个人的0.001%负责，即使从数学上来说，他手上所沾染的鲜血也是无数生命了。

集体作恶的1+N模式

这也正是“平庸之恶”最惊悚的地方。我们发现，邪恶的上演并不需要多少真正的“坏人”，只需要金字塔顶端的导演，和无数略微有点“近视”的普通人——为什么说略微有点“近视”？就是他看不到“大的图景”，更确切地说，拒绝看到“大的图景”，就盯着眼前这一张办公桌、这一节车厢、这一张表格。这就是邪恶的“1+N”模式。普通人就普通在，如果有人让我们去杀一个人，我们既没有足够的胆量也没有足够的恶意去做这件事，但是，如果只是让我们去传达信息、去维持治安、去登记财产、去清理骨灰、去注射某种药剂……我们中的多数往往会“不假思索”地去执行。

然而，邪恶真的仅仅是“平庸之恶”吗？当张三的“不假思索”和李四的“不假思索”，还有王五的“不假思索”……彼此相连，就会形成汹涌澎湃的邪恶吗？还是，或许更重要的，不是他们各自的蒙昧，而是将他们相互连接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什么？是权力，巨大的、失控的权力。金字塔尖的“一”往往通过无数的“N”去传输邪恶，但是最终，也正是那个“一”，将所有的“N”连接起来、转动起来。没有那个巨大的纽带，再多的螺丝钉也只是一堆废铜烂铁，无法构成一台轰鸣的机器。“平庸的恶”的背后，是“激进的恶”。

我们常常看到一些藐视民众的概念，乌合之众、暴民、愚民、群氓，等等，似乎普通人天生狂野、贪婪、愚昧。其实，此类含混不清的概念最大的困境，就是难以解释变化。比如，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人狂野愚昧，似乎符合那个乌合之众的概念，可是为什么到了2015年，德国人成了整个欧洲最欢迎难民移民的博爱主义者？难道德国人的基因突变了？显然，真正变化的不是德国人的基因，而是金字塔上方的那个“一”。

其实，我相信在任何国家和民族，都有一定比例的所谓“坏人”，构成“暴民”的基础，但是观察历史，我们会发现，所谓的暴民，如果没有插上权力的翅膀，其危害往往比较有限。比如说义和团，早期一直是华北农村不成气候的民兵组织，只是在慈禧撑腰之后，才发展成一场轰轰烈烈的打砸烧杀运动。当“暴民”现象成为洪流，其驱动力往往是权力，而不是抽象的人性。

权力如何制造“暴民”？不妨将其机制拆解为三个层面：首先是暴力和高压，其次是利益诱惑，再次是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