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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后记（第2页）

段义孚在另一本半自传体作品《人文主义地理学》里回忆说：

我从未想过他们可能不是中国人。我——并且确定其他中国孩子，只是简单地把他们当成值得钦佩的人，我想模仿他们的创造力、知识、勇气和孝义。在我们生命中的敏感阶段我们把自己视为这个令人振奋的，不断扩大的广阔世界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这为我们在以后岁月里从容面对残酷现实——无论是世界大战还是自身的局限性——提供了可能性。

因此，段义孚童年的生活空间可以视为由两种环境组成：其一，战乱贫穷的农村，带给他死亡的恐惧，心灵无法扎根；其二，家庭与学校，虽然尺度上是更微观的两点一线，但却连接着更宏大的世界主义与公共舞台。在那里，段义孚感受到了精神的升华，奠定了他一生总渴望宏大而永恒事物的思想基调。

自我与永恒：四种爱的经历

自我，是贯穿《我是谁？》的主题。由上文可见，原生家庭是段义孚塑造自我的第一片土壤，给予了他世界主义的广袤“宇宙”。童年时期，他就已实现“炉台”与“宇宙”之间的穿梭。因此，“宇宙”的意象已融为他生命的底色，也是令他一生不断向往永恒之物的动力所在。

或许，正因为这般自我的成长与塑造，才让段义孚的情感轨迹与大多数人的情感轨迹不同。译者认为，段义孚的情感更接近于柏拉图式的爱——一种对超验之物的理念式的爱。古希腊人将爱分为了四种：抚爱(Astorgos)、友爱(Phileo)、情爱(Eros)与圣爱(Agape)。并认为每个人的一生都或多或少会经历这四种爱。那么，段义孚在这四种爱中有着怎样的经历呢？

抚爱：逝去的阴晴圆缺

原生家庭是段义孚最初的心灵寄托，然而，这样的寄托并不牢固。这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父爱的匮乏，二是易逝的母爱和兄弟们的暗暗争夺。

事实上，段义孚并非完全体会不到父爱，只是儒家式父爱的坚硬棱角，令内心敏感的段义孚屡屡受伤，也令青春期的他蒙上了一层酸楚。

可怜的父亲啊！他完全没有想到因为这样一件芝麻小事大发雷霆，会造成我永久的心灵创伤——尽管当时他只是在我手腕上轻轻打了一巴掌，说不定还是我“罪有应得”的。但这给我的青春期蒙上了一层酸楚。也就是说，哪怕没有惊天动地的灾祸，日常生活里也充满了混乱、失望和不公平。

当父爱被责任的外衣包裹起来，显得既克制、坚硬又略带冷漠时，在儿子的记忆里就形成了若即若离、空洞可怖的意象。再加上父亲对长子（段岱孚）和三子（段三孚）的偏爱，对次子和小闺女（段思孚）的忽视，令段义孚对父亲的感情充满了矛盾。最终，幽灵的梦魇成为根植在段义孚记忆深处的父亲形象。但此梦境也依然透露着他对父爱的渴求。

不幸的是，我对父亲最深刻的记忆，却是童年的一场噩梦。……我张开双臂想拥抱他……怎么回事？一个幽灵却站在了我面前，可以看出，那是我的父亲，但他身上却披着一件丧服。这具幽灵在不断变化的气流中移动着，没有重量。那是一个恶鬼，一具尸体，空洞的眼睛里泛着黄色的光。

2005年，当75岁的段义孚再次回到重庆时，这个噩梦竟然重现了。可想而知，当1980年父亲在台北去世的时候，段义孚没有去见他最后一面，脆弱到多么地毫无心力。

与父亲相比，母亲却给予了段义孚最温暖的抚爱，然而，这样的爱却总是时而相聚时而分离。况且，兄弟之间还潜流着对母爱的争夺。

年幼时，因有一位保姆在他的身边照顾，母亲反而和他有一段距离。结果，在他眼里，母亲就成了一位疏远、高贵、有魅力的人物。进入青春期后，母亲在他的印象里，又变成了一位脆弱而不谙世事的女性，这便激起了他想要保护母亲的欲望。但母亲独立的个性并不需要儿子的保护。

由于段义孚常年在异地求学和工作，他与母亲常常见少离多。但每次相聚，母亲深切的关怀与不舍，都令他倍感温暖。《我是谁？》回忆了他因工作和母亲离别之际，母亲挖空心思，用“计”挽留自己的一幕，感人至深：

9月临近，我和母亲都变得惴惴不安，但我们彼此都把这样的不安埋在了心底。再过不久，我就要回印第安纳州上班了。分别的一天终于到来了。我和母亲都起得很早。我们先到城里悠闲地吃了一顿早餐，这似乎是母亲发明的拖延战术。直到最后，我不得不说，我要走了。但是，母亲立刻又想到了另一个计策，她坚持要我带一些加利福尼亚州产的橙子，在我长途开车的时候可以解解渴。于是，我陪她一起去了超市。我同弟弟妹妹都在收银台旁等着她，而她则沿着过道故意慢条斯理地挑选着橙子，最后，她抱着一大口袋向我们走来。我们来到汽车旁，打开车门，我把橙子放进车里，转身对母亲说再见，她立刻紧紧拥抱了我，掉下了眼泪。平日，她很少拥抱我，因为中国人没有这样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