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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后记（第4页）

段义孚对友爱的渴求是显而易见的。他在《回家记》里记述，在北京的短短几天时间里，他就和两个学生助手（志丞和左一鸥）产生了友情；在他离开北京的最后一晚，志丞没能当面和他道别，竟然成了他北京之行的一桩憾事。回到家后，他把两个小友的照片做成了冰箱贴，一直贴在显眼的位置。《回家记》译本成书之后，译者志丞朗读了全文，并制作成音频CD寄给了段义孚，他非常喜欢，经常拿出来听。对于他来说，这段音频形成了超越性的意义，让友情不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朽烂，也不会随着空间延展而衰弱。

在这部自传里，段义孚甚至对自我展开了更加深入的剖析。之所以在友情与人际关系中存在难以克服的张力，根本上还在于自己缺少生命力，这让他一直都欠缺主动与人建立关系的勇气，或表白的能力。

顺便提一下，本书成书于1999年，写作此书时，段义孚与1996年才到麦迪逊任教的朱阿兴还未建立起深厚的情谊。但在随后的日子里，朱阿兴热情爽朗的性格和无微不至的关心让段义孚深受触动，两人也成了忘年之交。读者在《回家记》里可以感受到他们彼此的情感纽带。朱阿兴不仅以同事的身份关照段义孚的日常生活，他们一家人还以中国人的面孔和行事风格，让段义孚的情感重新连结到自己的“根”。朱阿兴在段义孚的追思会上曾说，段义孚的去世不仅让他失去了一位地理学上的导师、一位自己热爱的同事，甚至可以说失去了一名家庭成员。如果《我是谁？》写于2009年，相信段义孚一定会对友爱有另一种体会。

情爱：一生的海市蜃楼

所以我觉得，我生命力的缺乏乃源于身体上的缺陷。对此我很怨愤，因为我其实可以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一个更有魅力的人——倘若“生命的绿泉”能在我的血液里涌流得更快一些就好了。

童年的段义孚是一个病恹恹的孩子，成年后健康状况有所改善，但总是缺乏一种热情洋溢、帮助他人的力量，也欠缺占据主动的勇气。因此，他一直认为身体上的不足造成了生命力的欠缺和安全感的匮乏。进而，造成了性取向的错位。而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土壤课上，更让他的性别意识遭受了沉重打击。他在男同学们的眼里：

就只是个小跟班儿——或者换个不好听的说法，是个小妹儿，我发现自己每次出现在他们面前时，他们都会忽然压低嗓门儿，时而还爆出一些粗俗的话来。

其实，段义孚并没有在《我是谁？》里去追忆太多具体的情感经历，正如前面所言，一五一十地讲自己的故事，并不是这部自传的追求，从心理上刻画自己是怎样一个人才是。因此，段义孚借由讲述别人的故事来呈现自己的内心。他选择了曾在多篇文章里表达过敬慕之情的对象——地理学泰斗亚历山大·冯·洪堡所遭遇的三次同性情爱的故事，来引发读者与他之间的共情。共情的地方，不仅在于这样的感情关系常不堪一击，经不起考验；而且，还可能会让人失去“一项人人与生俱来就享有的权利——可以在睡前和爱人一起吃点心”，换言之——婚姻的权利。

到了老年，洪堡依然思维活跃，不断收获着来自各方的荣誉和尊敬。只是在感情问题上，他不得不在一段段零碎的关系中寻求满足。

同时，双性恋文学家约翰·契弗积极主动、热情奔放的情爱力量，就仿佛段义孚的反面一般，观照出他既缺失又羡慕的那个狂热奔放的自我。

当我读到他欲壑难填般地抱怨、一遍又一遍在日记里诉苦时，心里就会升起一股怒火，就好像自己是个饿得半死的佃户，见到主人在饭桌上大快朵颐还不停抱怨鸽子肉不够吃一样。

在爱和亲密关系上，我就是那个饿得半死的佃户。

所以，情爱，与内心极其敏感的段义孚之间，一生之久都只是海市蜃楼般的关系。他从不敢亦不会将自己的身、心、灵完全委身到与另一个人的情爱关系里，因为，对他而言，这无异于飞蛾扑火。最多，他只是在相关的小说、诗歌或散文里去纾解自己的渴望，并客观地观照“情爱”本身，产生出理性思考的强大力量，融入学术作品的创作里。

圣爱：返乡的奥德修斯？

当段义孚步入老年阶段，父母的抚爱已成为感怀的往事；友人的情谊在岁月的沉淀中，显得尺瑜寸瑕；情爱，或者爱情，早已在具体而微的关系里主动疏离了。最终，这部自传里最大的主角仿佛只剩下了那个茕茕孑立的“自我”？

倘若这就是结局，或许也能折射出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这三类情感在终极层面上都是不可靠的，即，它们都无法让段义孚感受到永恒的稳固，无法坚若磐石地让他委身其中，这亦是他在心里面早已洞悉的实际；另一方面在于，段义孚对这些关系用情至深，而用情至深也意味着伤痛会刻骨铭心。于是，作为一个内心极易感伤之人，他只能将自己摆在一个相对安全的位置上，用几十年的心血，拿理性的经纬调和着情感的绿泉将它们倾泻在文字里。

从他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到，段义孚其实一生都在寻找那块能让自己的情感去寄托的稳固磐石——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