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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祖孙政治（第1页）

事实证明，冯氏未必配得上常太后的期许与厚待。据《魏书·高宗纪》，力保冯氏立为皇后之后只过了四年，和平元年四月戊戌（460年5月12日）常太后“崩于寿安宫”，五月癸酉（6月16日），葬于广宁鸣鸡山。那时常氏家族已荣华富贵，捞尽好处，文成帝对常家当然不会多做计较。可是文成帝二十六岁就死了。如前所说，献文帝很早就表现出对冯太后的诸多不满，前面提到的诛杀李敷兄弟只是一端而已，对常家的惩治也算是一种发泄。据《北史·外戚传》，首先是常家第一号人物、常太后的长兄常英以“浊货”的罪名被流放敦煌，接着可能是常太后侄子的常伯夫因在洛州刺史任上“赃污欺妄”，被抓到平城斩了。冯太后毒杀献文帝再次听政之后，常英才被叫回来官复原职，不久去世。

太和前期，常家两个后辈，常伯夫之子常禽可与叔父常员“共为飞书，诬谤朝政”，写了某种匿名传单，所谓“诬谤朝政”，很可能是攻击冯太后所重用的恩倖如王叡等（也许是为常伯夫鸣不平）。这种行为当然在痛惩之列。“事发，有司执宪，刑及五族。”刑五族是最严厉的刑罚了，常家会就此灭族。好在“孝文以昭太后故，罪止一门”，就是只有常及其子孙入罪，常因年老免死，以平民还家，还赦免了他的一个孙子、给点财产奉养他，其余儿孙成年者都处死了，妇女入奚官，全家上百奴婢没入官府，巨量的金银布帛都赏赐给内侍将官。常英、常喜兄弟等门房虽得免族诛，亦“皆免官归本乡”。史书虽说是孝文帝做决定，其实这是冯太后听政时期的事情，只有冯太后可以决策。直到冯太后结束听政、孝文帝亲政之后，孝文帝才以冯太后的名义感念常太后旧恩，“悉出其家前后没入妇女”，又安慰性地起用常喜的儿子常振做官。常振死后，隆盛一时的常氏家族终于灰飞烟灭。

冯太后复制了常太后的发迹模板，掌权之久，势力之大，又远远超过常太后。因而冯氏家族的煊赫昌盛，自非常家所可类比。只不过，模板仍是同一个，那么运行轨迹也不会差得太远。

这个模板的核心是利用子贵母死旧制，除掉下一代皇位继承人的生母，取而代之，确保将来以皇太后身份操控皇权。常太后把冯太后扶上马、送一程，后来冯太后以皇太后身份掌控内宫，以同样的手段掌握了献文帝的继承人，而且走得更远，亲自抚养孝文帝，这样就事实上掌控了两代君主，甚至还在谋划控制第三代。冯太后做到了“吃着碗里，看着锅里”，这样才能在杀死献文帝之后，仍有条件以太皇太后的身份再度听政。

皇兴元年八月戊申（467年10月13日）献文帝的长子孝文帝拓跋宏出生，这时献文帝十三四岁（按现在的算法刚满十三岁）。孝文帝的生母李氏出自贵族家庭，十八岁时“以选入东宫”，比献文帝大四五岁或五六岁。献文帝即位，李氏立为夫人。两年后孝文帝出生，很可能和过去的皇长子一样，立即与生母隔离。《北史·后妃传》说“及孝文生，太后躬亲抚养”，就是把孝文帝自婴儿时起放在自己身边控制起来。孝文帝出生时，冯太后正二十六七岁，所谓“躬亲抚养”，其实是监管、控制与培养。孝文帝就这样在冯太后身边长大，与这位名义上的祖母建立了情感上的母子关系。后来孝文帝等说起往事，经常用母子一词描述二人关系，原因便在这里。

《北史·后妃传》说在冯太后活着时孝文帝对他的生母情况一无所知，“迄（冯太）后之崩，孝文不知所生”。孝文帝从生下来就被冯太后带离生母，母子二人完全被隔离，没有人敢对孝文帝说任何有关他生母的事情，孝文帝自己可能也不敢打听。可以想象，李氏应该是被控制起来了，她的显贵家族背景似乎也完全帮不了她。李氏的祖父李盖尚太武帝之妹武威长公主，这个李盖也就是太武帝东巡碑碑文提到的善射者“次（佽）飞督安熹子李盖”，死赠中山王。李氏的父亲李惠在文成帝时期也颇受重用，娶襄城公韩颓之女，生了两个女儿，长女以选入东宫，即孝文帝之母。

很大程度上，不只是李氏被隔离在自己所生之子的世界之外，就连献文帝自己（《魏书·高祖纪》说献文帝“尤爱异之”），大概也不大容易接触自己的儿子。献文帝对此当然是不满的，他表达不满的方式是重用岳父李惠，给他加官晋爵——据《魏书·显祖纪》，皇兴二年四月辛丑（468年6月2日）“以南郡公李惠为征南大将军、仪同三司、都督关右诸军事、雍州刺史，进爵为王”。但无论如何，献文帝没有办法阻止冯太后对孝文帝的控制，更不能避免冯太后对李氏的杀害。

皇兴三年六月辛未（469年6月27日），孝文帝立为皇太子。《北史·后妃传》说孝文帝的生母思皇后李氏“皇兴三年薨”，不记具体日月，很可能在立皇太子之前一两天。献文帝反应如何，不见于史，不过《魏书·显祖纪》说这年十一月“襄城公韩颓进爵为王”，韩颓是思皇后李氏的外公，他得王爵，应该看作献文帝对思皇后李氏的感念。当然，冯太后毒死献文帝之后，也不会放过李惠和韩颓。《北史·外戚传》：“惠素为文明太后所忌，诬惠将南叛，诛之。惠二弟初、乐与惠诸子同戮，后妻梁氏亦死青州，尽没其家财。惠本无衅故，天下冤惜焉。”据《魏书·高祖纪》，李惠全家遇难在太和二年十二月癸巳（479年1月28日）。而《魏书·高祖纪》又记太和四年正月戊午（480年2月17日）“襄城王韩颓有罪，削爵徙边”。冯太后以残暴手段诛戮李，显然是为李敷兄弟报仇。不过她同样对付思皇后李氏的家人，则不能视为小心眼或心胸狭窄，而要看到，她这么做是为了抹掉孝文帝生母家庭的一切痕迹，让他只知有冯氏，不知有李氏。

尽管做得如此决绝、如此彻底，冯太后对孝文帝仍是不大放心。史称冯太后对孝文帝管教极严，动辄杖责。《魏书·高祖纪》：“宦者先有谮帝于太后，太后大怒，杖帝数十，帝默然而受，不自申明。”向冯太后报告孝文帝长长短短的绝不只是宦者，还有密布在孝文帝身边的各种侍从官员（中散，即所谓内行内小，以及内给事等）。杨播、杨椿等兄弟的母亲是乐浪王氏，因此杨家与常太后、冯太后属同一个自诸燕入魏的婚姻集团。杨椿晚年回忆太和初年，杨家兄弟在平城宫先后为中散、内给事，是孝文帝最贴身的内侍之一，“于时口敕，责诸内官，十日仰密得一事，不列便大瞋嫌”。冯太后命令孝文帝身边内侍人员密报他的问题，每十天必须报告一项，不报告者要被斥责。据杨椿记录，孝文帝太和二十一年在洛阳回忆平城往事时，自称“北京之日，太后严明，吾每得杖，左右因此有是非言语”。

然而冯太后对孝文帝的严厉远不止是责以杖罚，两人的关系也绝不是母子情深那么浪漫温馨。事实上，对十五岁以前的孝文帝来说，情形是极为危险和可怕的。《魏书·天象志》记太和三年至六年（479—482）间，多次发生月犯斗魁与心星的异常天象，并解释道：“是时，冯太后将危少主者数矣，帝春秋方富，而承事孝敬，动无违礼，故竟得无咎。”这几年间，冯太后多次（绝不是一次）考虑撤换皇帝。《魏书·穆泰传》：“初，文明太后幽高祖于别室，将谋黜废，泰切谏乃止。”冯太后谋废孝文帝一事的细节，见于《魏书·高祖纪》：“文明太后以帝聪圣，后或不利于冯氏，将谋废帝。乃于寒月，单衣闭室，绝食三朝，召咸阳王禧，将立之。元丕、穆泰、李冲固谏，乃止。”管教严厉、施以杖罚是一回事，严寒时节单衣锁闭，三日不许进食，却是另一回事了。冯太后谋废孝文帝，绝其食，冻其身，绝非一般的惩戒管教，实已有加害之意。

太和三年至六年之间，是什么具体原因促使冯太后动了换人的念头，现已无从猜测。或许因孝文帝进入青春期，偶有叛逆（adolescentrebellion）言行，引发冯太后的畏惧。当她犹豫是不是该废掉（也意味着杀害）孝文帝时，替代人选只能是孝文帝的长弟拓跋禧，她也的确曾把拓跋禧叫来预做准备。我们要面对的问题是，这时拓跋禧的生母封昭仪是不是还在世？如果封昭仪在世，那么是不是应该先杀掉她然后才召拓跋禧而立之？如果封昭仪还在世，她是不是一直和拓跋禧一起生活？如果他们母子一起生活，已年过十岁的拓跋禧会如何看待自己的母亲被冯太后杀害？难以想象冯太后敢于冒这么大的风险。

可能性极大的是，封昭仪那时已不在世。接下来的问题是，封昭仪死于何时？是否暴死？更进一步的问题是，封昭仪是不是被冯太后杀害？照此推测，孝文帝一出生就被从生母身边带走，三岁前生母被杀，很可能不是孤立的特例，而是献文帝头两个儿子的共同经历。如果是这样，那么之前献文帝与冯太后的冲突，就有了更强烈、更深刻的理由。献文帝先欲禅位于叔父，被阻止后乃禅位于年幼的太子，他采取这种不寻常的行动，动因（或者说，史学上的解释）当然是多方面的，恐怕冯太后极端滥用子贵母死之制，为将来预留选择余地的可疑举动，也是引发献文帝异常反应的因素之一。

《北史·后妃传》传末的史臣“论曰”批评子贵母死之制“矫枉之义，不亦过乎”，指出“孝文终革其失，良有以也”。研究者拘以史事，以为孝文帝长子之母被杀即在孝文帝时期，说明他并没有废除子贵母死之制，只是到了宣武帝时期这个制度才正式终结。然而，和献文帝次子的经历比起来，孝文帝的次子宣武帝元恪得在生母身边长大成人，可以说已经有了巨大的不同。冯太后为自己家族利益而极端滥用子贵母死旧制的做法，终结于孝文帝时期。在这个意义上，概言“孝文终革其失”，也是合适的。

的确，孝文帝没有能力阻止冯太后把子贵母死的故事施用于自己的长子身上。《魏书·高祖纪》太和七年闰四月癸丑（483年5月27日）“皇子生，大赦天下”，三年后的太和十年六月己卯（486年8月5日）“（冯太后亲自）名皇子曰恂，大赦天下”。拓跋（元）恂生时，孝文帝已十七岁，以平城时代的标准，可算晚育。拓跋（元）恂的生母是后来被谥为贞皇后的林氏。据《北史·后妃传》的“孝文贞皇后林氏传”，林氏父林胜，文成帝时担任家乡平凉郡太守。他得此荣任，是因为他弟弟林金闾在平城宫为阉官，受宠得势。《魏书·皇后传》说孝文贞皇后林氏“叔父金闾，起自阉官，有宠于常太后，官至尚书、平凉公”。文成帝南巡碑碑阴题名有“中常侍、宁南将军、太子少傅、尚书、平凉公林金闾”，即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