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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皇子不昌（第2页）

无论高肇是不是应该为于皇后和元昌之死负责，如史书所明示暗示的那样，毫无疑问的是，高肇一家从中获益了。据《魏书·世宗纪》，永平元年七月甲午（508年8月24日），在皇子元昌死亡四个月后，“以夫人高氏为皇后”。这时宣武帝已满二十六岁，膝下萧然，无儿无女。这一定加剧了他的不安全感，使他对诸弟（特别是长弟京兆王元愉）乃至叔父彭城王元勰更放心不下。他在强烈不安全感之下所表露的态度以及做法，更逼迫元愉在高英做皇后一个月之后反于冀州，进一步强化了宣武帝的疑惧。崔光奏言“陛下春秋已长，未有储体，皇子襁褓，至有夭失”，正是宣武帝最大的心事、最深的烦愁。

然而，在生育子嗣问题上，皇帝与皇后的利益是不一致的。对于皇帝来说，后妃中谁生皇子都是好的。对于皇后来说，如果其他女性在她之前生了皇子，她就会面临几乎难以应付的长远挑战。高英应该意识到自己处在后妃间的一场竞赛之中，比的是谁先生皇子。要保证自己从竞赛中胜出，高英就不得不尽力阻止宣武帝接触别的嫔妃。《北史·后妃传》：

宣武高后悍忌，嫔御有至帝崩不蒙侍接者。由是在洛二十余年，皇子全育者，唯明帝而已。

所谓“在洛二十余年”，包括了宣武朝十六年和孝文帝迁都后的六年。自把大冯接到洛阳，孝文帝就很难再接触其他后妃（当然包括废黜之前的皇后小冯），所谓“后宫接御，多见阻遏”，因而孝文帝从二十七八岁以后就再未生子。《北史·后妃传》：“孝文时言于近臣，称妇人妒防，虽王者亦不能免，况士庶乎。”《魏书·天象志》：“时高后席宠凶悍，虽人主犹畏之，莫敢动摇，故世宗胤嗣几绝。”

不过，如果相信宣武帝时众多嫔御“不蒙侍接”仅仅是因为高英“悍忌”“席宠凶悍”，那就没有看到高英以及她背后的高肇也怀着某种不安全感。和之前常氏、冯氏一样，他们知道要确保家族的荣华富贵，仅有当今皇上的亲宠是不够的，还得保障下一代皇帝会延续并更新这一亲宠，而最可靠，甚至可以说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保证高英为宣武帝诞育长子。

可是尽管高英霸着宣武帝，她也没能再生出一个皇子，只在几年后生了一个皇女。如果由于她的“悍忌”，所有妃嫔都“至帝崩不蒙侍接”，那么宣武帝就连一个皇子也不会有了。好在总有个别的例外。

⊙ 杨奥妃墓志收藏于大同北朝艺术博物馆，墓志拓版及录文，见《北朝艺术研究院藏品图录》（墓志卷），文物出版社，2016年。又请参看殷宪《北魏临洮王妃杨氏墓志考述》，收入殷宪《北魏平城书迹研究》，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434——453页。

⊙ 杨奥妃墓志:“汉太尉震之裔，晋太保骏之□世孙。祖伯念，安南秦州安邑子。考深德，兰陵太守。”据此，杨奥妃的祖父杨伯念，是安南将军（将军号）、秦州刺史（官职）、安邑子（封爵）﹔父亲杨深德，官兰陵太守。如果杨奥妃当真出于这样的家庭，元愉是不需要委托李恃显为她改姓的。

⊙ 杨奥妃墓志:“以永平二年十一月十二日薨于第，春秋廿有九。”据此知道杨奥妃生于孝文帝太和五年（481），十八岁是太和二十二年（498）。

⊙ 《北史》卷一九《孝文六王传》之《京兆王愉传》称元愉死时只有二十一岁，据此当生于太和十二年（488）。那么元愉初遇杨奥妃时，至多才十一岁，似于情理不恰。又据《北史》卷一九《孝文六王传》之《清河王怿传》，元怿死于正光元年（520），年三十四，则其生年当在太和十一年（487）。元愉是元怿之兄，生年必不晚于元怿，知《北史》记其年岁必误。元愉出镇彭城时应已十二岁，次年遇到十八岁的杨奥妃时，他不会小于十三岁。

⊙ 元宝月墓志:“以正光五年龙集甲辰五月廿五日遘疾薨于第，春秋廿有三。”知元宝月生于景明三年（502）。元宝月墓志录文见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修订本），第232-234页。

⊙ 杨奥妃墓志:“王既遇祸，幽居别室。”知杨奥妃带着四子一女回洛阳后是被关押在某处的。元宝月墓志:“七龄丧考，八岁妣薨.......昆季婴蒙，止于宗正。”可见他们八年多时间一直在宗正所属的某处机构，大概处于半软禁、半控制的状态。杨奥妃墓志说她“以永平二年十一月十二日薨于第”，这个“第”当然只是监狱的委婉说法，不是真的指家宅。

⊙ 《北史》卷五《魏本纪五》，第175页。

⊙ 《北史·后妃传》称于皇后“静默宽容，性不妒忌”，可能就是基于她支持于劲“劝广嫔御”。

⊙ 于劲生卒年不祥，在他之后为领军的，今所知只有元珍，元珍之后是于忠。元珍为领军，应该在永平元年底之后。而于劲离职，可能在正始二、三年间。我猜想，有可能在正始三年皇子元昌出生之后。虽然见不到任何证据，有理由设想，于皇后既生皇子，于劲继续居中为禁军统帅就难免带来疑忌。所以，不管有没有高肇、茹皓或其他亲信的推动，宣武帝本人一定有足够的理由让于劲离开领军职位。不过目前我们还不知道于劲离职后谁继任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