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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42章 统计员与死神（第3页）

他没说下去，只是用胖乎乎的手指了指地下室角落。那里有七个文件柜，柜门紧闭，但从缝隙里渗出一种暗红色的液体，散发着铁锈和腐草的气息。

那里锁着前七任统计员的质疑，别格莫特轻声说，他们质疑得太多，最后就变成了表格的一部分。

伊万·伊万诺维奇·涅朵布林斯基第一天上班统计的是一位名叫安娜·彼得罗夫娜·斯维特洛娃的寡妇。表格上显示她五十八岁，住在诺夫哥罗德大街二十七号院，靠每月二百三十卢布的抚恤金生活，主要食物是黑面包和自己腌的蘑菇。

根据别格莫特提供的生命意义指数参考手册，伊万需要在今日绝望值一栏填写一个0到100之间的数字。手册上写着：绝望值并非恒定，它与昨日面包的硬度、邻居的脚步声、窗外乌鸦的数量呈正相关。

伊万想起了自己的母亲。她也是寡妇，也住在类似的大院里，也腌蘑菇。去年冬天她滑倒在结冰的院子里，因为没有邻居听见，在雪地里躺了三个小时。第二天早上被发现时，她手里还攥着要给孙女买的生命之息喷雾的空瓶子。

他在表格上填下了绝望值：89。

接下来的反抗指数一栏，手册注明：反抗指数与绝望值呈负相关，但非线性关系。当绝望值超过85时，反抗指数可能出现反常升高，这被称为普斯科夫式愤怒

伊万填下了反抗指数：12。

他花了六个小时完成了安娜·彼得罗夫娜一天的统计。表格共有127项数据，当他在最后一栏今日生命意义盈余47.3时，台灯突然闪烁了一下，地下室的荧光灯齐刷刷地黯淡了一瞬。

很好，别格莫特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他身后，您的数据很准确。安娜·彼得罗夫娜今天确实在诺夫哥罗德菜市场诅咒了十七次命运，其中有三次用到了，十一次用到了，还有三次只是含糊的嘟囔。您的统计与我们的暗探报告完全吻合。

暗探？伊万一惊。

哦，别说得那么难听，别格莫特摆摆手，我们只是在统计。统计需要数据源，就像伏特加需要土豆。我们有一些……合作伙伴。他们无处不在，但又什么都不是。就像生命的意义一样。

伊万感到一阵寒意。他想起了基洛夫工厂的车间主任，那个人也说过类似的话：工人不需要思考，只需要数据。思考是科长的事，数据是工人的事。

接下来的一个月，伊万统计了二百一十七名普斯科夫市民。他学会了如何快速判断一个人的存在合理值，如何计算灵魂折旧率，如何评估明天是否会更好的概率指数。他发现，整个地下办公室就像一个巨大的永动机，把活生生的痛苦和挣扎压缩成一行行冰冷的数字。

最让他不安的是，这些数据似乎真的能影响现实。

他统计过一个叫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的文学青年——没错，他的父母崇拜那位作家到了如此地步。费奥多尔在文学才华实现概率一栏被伊万填上了0.03%，三天后，伊万在普斯科夫河边的旧书摊上看到他醉醺醺地兜售自己的诗集，一块钱三本，买一本还送一根火柴。

我的才华死了，费奥多尔认出了伊万，它死于某个统计员的笔。我知道，我感觉得到，那天早上我起床时，词语不再在我脑子里跳舞了。它们变成了数字，该死的数字！

伊万想解释，但别格莫特的规定像铁锚一样锁住了他的舌头。他只能看着那个年轻人把最后一本诗集扔进普斯科夫河，水花溅起来，像一声听不见的呐喊。

转折发生在统计第七千三百二十九个对象时。

那是一个七岁的男孩，名叫萨沙，住在普斯科夫郊外的科罗廖沃村。表格上显示他的父亲在诺夫哥罗德拖拉机厂工作，母亲在幼儿园当清洁工。萨沙的未来希望值一栏，按照手册规定，应该根据父亲工资稳定性母亲疲惫指数来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