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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第1页）

如果那时我知道一万块无法让我在北京生存，我还会这样义无反顾地奔赴北京吗？

我知道答案一定是“会”。因为我是听着《恋爱大过天》长大的女孩子，因为那时的我依旧秉承“恋爱大过天”。更因为初生牛犊，我对自己有太多的自信。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谁会认为自己会是要被生活碾碎的人呢？我十分坚信，我可以克服北京带给我的磨难，通过我的努力。

虽然鲁莽，但也算有些规划。我提前给在北京的高中同学方柏霓打了电话，确认可以先在她的合租房里落脚，之后再租房、找工作。

列车在北京南站停车，我拎着我用了四年的旅行箱从列车上下来。脚下是平整的站台，这算是我踏上北京土地的第一脚。

我读书的城市和 Y 市都没有地铁，而我也从来没有坐过地铁。虽然前一天晚上我查过坐地铁的攻略，但依旧只能诚惶诚恐地跟着人流前行。那时候的北京南站只有 4 号线。顺着人流走就不会出错。

我学着其他人的样子去购票机上投币买了地铁票，听着购票机叮叮当当吐出找零的硬币，又惊喜又惊恐。

我的北漂之旅就在地铁购票机叮叮当当吐出硬币的声音里拉开序幕。

等我换乘三趟地铁到达方柏霓家，与她一块吃过晚饭后，我才在电话里告诉爸妈我辞职来北京的事。

关宝庆同志一听这话，顿时嗓门高了几分：“你再说一遍！”

“我从报社辞职了，现在已经在北京了。”

“你是不是吃错了药？好好的工作不干，辞职去北京？北京是我们这种人混得下去的吗？过不了几年就得回来，那时候连工作都找不到。”

我的父亲关宝庆是一个包工头，在农村建房热潮中自己拉起了班子接活干，又在农村建房热潮冷却后逐渐被时代抛弃。但他不是一个古板的人。往常我的很多决定他都是支持的。比如我放弃稳妥的师范学校，选择踮起脚尖去扒拉分数有些悬的 985 院校；再比如我毕业后没有选择回老家，而是签了 Y 市的报社。可是这次，他对我去北京这件事表达了很大的反对意见。

我想，他是想到了我们村比我大几岁的那个男生，他就是在北京工作了几年便回了老家。还有我一个远房姨妈家的表姐，在北京读完研究生也回了老家。

刘秀芝女士在之后的一次聊天里向我透露了听到我电话时关宝庆同志的愁眉不展，也向我转达了关宝庆同志的担忧：

我这大半辈子没存下多少钱，但她要是在 Y 市，我能支援她买房定居，让她安安稳稳的；她跑去了北京，我存的这些钱都不够给她买个厕所的。买不了房，早晚不得回来？那时候年纪也大了，小地方机会又少，怎么找工作？再者说，女孩子总归要嫁人，万一嫁得天南海北，我们一点忙都帮不上。

这自然是后话。那时节我有着绝对的自信。这种自信来自我过往的生活、学习和工作。备受宠爱的独生女（希望您能理解农村独生女的含金量）、擦边进了 985 的运气、在报社一直被夸奖的能力，让我有充足的信心能在北京立足。

于是，我在电话里向关宝庆同志立下赌约：